他们拍摄的这里，就真的是当年主席的书房，所以一切都是原封不动，很珍贵的。
陈康杰其实也是第一次走进这里，他也不知道主席是不是真的都看过那些书，只不过从历史上看，主席是十分好书领袖，那些书应该不会是他弄來装门面用，所以陈康杰判断那些经史子集应该大多数都看过。
除了我国古典的经史子集，书架上还包括很多的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著作，据说《宣言》被主席起码看过几十遍。
在首都拍摄期间，主要在四个地方取景，除了大内，还有，全聚德和首都大学体育馆，这些地方都已经由有关部门联系协调好了的，此时辛迪正带着团队在首都大学体育馆布置场景。
因为布置的是70年代初那个特别时期的场景，为了保险起见，八一厂还派了两个布景师跟随协助。
在大内的拍摄比较顺利，两个主要演员都差不多算戏骨了，正规來了四次就过了，加上搭建设备的虚耗，一上午的时间正好够用。
相对來说，的场景虽然沒有什么具体的台词，但是并不好拍，主要就是表现美国代表团的运动员坐在大巴车上，在警车的引导下从长安街经过，途经的时候，他们将手和头伸出窗外，四处指指点点，有些还举起自己的相机拍照。
而路边的老百姓，见到这一群外国人，也是反过來很好奇，互相之间小声的说着什么，仔细听的话，能听见类似“他们是哪国人。”，“跑到首都來干什么。”等等这样的话。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老外是很新鲜的，我们还处在一种封闭之中，对外的交流很少，能一下子见到那么多高鼻子，蓝眼睛，黄头发的老外，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为了减少麻烦，那些广场上的群众是用的八一厂推荐來的群众演员和四个不出名的签约演员担任，他们的纪律性比较强一些。
拍摄的时候是两部摄像机切换着拍，一部摄像机在前面的一辆大车上，由拍摄臂吊起來，主要是负责远景，另一辆车是几乎与巴士平行的，拍摄近景，注意每一个人的细节。
为了不同的角度，车队要在这段路上來回跑三趟，广场上还架设了一部摄像机拍摄他们路过的画面。
“为了反映历史的真实感，这个区域将会采取封闭措施，交通也会进行管制，我们要尽量减少对当地交通和群人带來的不便，所以希望各位认真对待，这个开放的公共空间，是极少封闭的”，陈康杰长安街边在对美方演员和剧组工作人员动员道。
此时长安街上已经沒有车辆通过，人民广场上也是空空如也，只有那一面鲜艳的红星红旗在晨风中激昂的飘扬着。
反映这个时期的影视场景八一厂那边比较有经验，所以那一块交给他们去负责，这也是事先安排好的内容，到时候在影片结尾处，将会给他们打上一个合作拍摄的名字，这可能是这家国内大型影片公司第一次参与投资高达几亿人民币的国际大片拍摄。
陈康杰在给美方工作人员做工作，那边也有负责任在给中方的人员做工作安排，几百名穿着朴素中山装的群众演员将会分布在广场四周，他们很多还会背上一个帆布袋子，还有一些老式车辆会在自行车队伍中穿梭于长安街，自行车同样是二十多年前的那种老旧车，颜色全部为黑色，在那个年代，彩色是属于被批判的元素。
原计划是车队往返三次完成，可是由于这一段真的是原创，原來的影片中沒有出现过，一切靠陈康杰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力，所以车队來回11次才完成，他要一次又一次的修正自己的设想以及摄像机的拍摄角度。
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长安街这一段和广场被多封闭了4个半小时。
这部电影是最高层打了招呼的，各部门不得不配合，陈康杰原本还想节约时间，结果不但沒节约，反而还多浪费了时间，为了表达自己的感谢和歉意，后面他让飞扬娱乐公司向八一厂等部门捐赠了一批2000万元的影视拍摄设备，这个钱从陈康杰自己的所得里面扣除。
在全聚德的拍摄并不是在室内，拍摄地点就在户外，反映的是阿甘自己一个人跑出來逛街，顺便想找点吃的，他肚子饿了，然后就在全聚德的门口与民众遇见，來了个亲密接触。
起先是别人对他指指点点，搞得他不自在，最后是他主动的去搭话，虽然语言不通，但是民众对他十分热情，在阿甘用手势比划自己要找吃饭的地方之后，有人给他介绍某处的包子，有人介绍某家的饺子，还有人就介绍全聚德这家的烤鸭。
陈康杰从这个举动是想反映中美之间虽然有一定的分歧，但是中华对美国依然是抱着纯粹的善意和热情，这不仅仅是国家行为，而是民众基础，这种基础在很久以前就有，墙上的标语并不妨碍人们内心的普遍真实想法。
虽说不是在全聚德里面拍摄，但是剧组还是包下了这家老店，其一是请剧组所有人在这里吃饭，好好品尝一下中华美食，许多外国政要來访问都会到这里参观或者就餐，其次就是为了拍摄的正常进行，要是客人进进出出，会影响拍摄进度和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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