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年间，前门外珠宝市集中开设首饰楼，也叫红货店。光绪末年开诚和楼首饰店。据他说，制作金银首饰讲究镶嵌，首饰上镶的宝石、钻石比金银活儿值钱。
有钱人家买首饰看重首饰上镶嵌的珠宝，到珠宝市来，既是来买首饰，也是来买珠宝。所以这条不长的小街叫珠宝市。
道光、咸丰年间崇尚红色，镶有红宝石、红珊瑚的首饰畅销又值钱。纯金或包金首饰镶红色的宝石，饰物呈红色，便俗称黄金和珠宝为红货。
光绪年代的廊房头条、二条、三条和珠宝市一带，开设金店、金珠店、首饰楼、玉器铺较多，不少铺家前面设店后面是作坊，大的金店、首饰楼也卖珠宝，旧时代统称这些行业为红货行，它们是同行不同业，故而有金银首饰业，又有珠宝玉器业。
作首饰、琢磨玉器都是又苦又累的手工活儿。旧时代的玉器作坊、首饰桌子，学徒、工匠每天要干十二个小时以上的活儿。做首饰要拉风箱化金化银，抡大锤敲打金银，用钢锉锉金银。还要錾花、吹焊，镶嵌、光亮等等，作成一件首饰要经百锤千锉，实为不易。
而玉器作坊的活儿，更为笨重而劳累，玉工双脚蹬着木架子上用传送带系着的铁制的圆盘不断地转，手拿着玉料在砣头上磨，身边放着一盆用水泡的金刚沙，不时往砣上倒水泡金刚沙，混身泥浆，琢磨不停。夏天汗流如雨，冬季金刚沙水寒刺骨。
红货行，对一部分从业人员来说是发财致富的行业，对另一部分人则是劳累辛勤的行业。
旧时代，人们把珠宝玉器行称为“运气行”是有道理。
这行业分买卖人和手艺人，有的手艺人做了买卖，没手艺也没本钱，而有眼力、有路子的买卖人，碰运气也能发财。因为珠宝玉器商品的种类、成色、规格多种多样，其中真假杂糅，难于分辨，做这行生意非有眼力不可。
珠宝玉器没固定价格，随着人们的爱好、社会习尚的改变，价格会发生很大变化；一件货在甲手中可能卖不出去，到乙手中就可能利市十倍，乙有卖这路货的路子，这路子是保守秘密、相互封锁的。
所以做这行生意全凭个人找路子、碰运气。玉器行中同业人员可以川货，看好货讲妥价钱便可将货拿走，转手卖出后再去还帐。所以经营这行业有时不需要本钱，拿块包褓皮就可开业。
做买卖的又离不开耍手艺的。大的珠宝玉器铺不是设有玉器作坊，就是长年养着琢磨玉石的高手。瑞兴斋设有百余工匠的玉器作坊，才能同日商一次交易达黄金数千两之巨。
荣兴斋经理梁幼鳞有特种技艺，善于制作假汉玉，他作的假汉玉可以乱真，内行人也难于鉴辨；翡翠大王铁宝亭不开玉器作坊，但他长年养着两名玉工高手。
他买来一件翠料，成色极佳，但一侧有疵点，大为减色，玉工为之剔除疵点，制作成麻花镯，完美无瑕，式样新颖灵巧，三十年代以四万银元卖给上海杜月笙，杜妻又将它送给了宋美龄。
玉器行的买卖人离不开手艺人，所以在老玉器工匠、老珠宝玉器商中，长年传说着元代有位邱长春教人治玉的故事：在金、元时代有位道士，道号长春，姓邱名处机。他游历于新疆、
甘肃、陕西、河南等地，擅长治玉的各种技艺，人们都说他掐金如面，琢玉如泥。
乾隆后期荷包巷商贩群集，荷包绣货最负盛名，成为京城的绣货市场。明清两代在这里卖绣花荷包，虽遭火烧，却越来越兴旺。
古代歧视压迫妇女，封建礼教中有“三从四德”。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妇功则要妇女会做针线活儿，譬如绣花、缝做衣裳、织布纺纱等。
绣花荷包原是“相亲”时用的，少男少女订亲之前，男方家长要看看女方的针线活儿，女方便将绣好的荷包送给对方看。
京城里住有众多的大家闺秀，她们有的会绣花，也要买来绣花活计做样子；不会绣花的，相亲时家长往往是到荷包巷去挑选绣花荷包，充当女儿绣的。
明清时代，绣花荷包很讲究，富贵之人将它系在袍褂之外，做为饰物。荷包巷绣货市上，还有绣花枕头顶、绣花衣裙，以及绣花香袋儿、眼镜套、表囊、扇套、褡裢等等。这些绣花小零碎，古玩行人统称之为“活计”。绣花荷包和香袋儿，在康、雍、乾时代是在年轻人中间“时髦”的东西。
《红楼梦》第十七回，有一段写宝玉与黛玉因荷包而赌气落泪的故事：“黛玉听说，走过来一瞧，果然一件没有，因向宝玉道：‘我给你的那个荷包也给他们了？你明儿再想我的东西，可不能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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