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按“好人坏人”模式来划线的话，王莽实在算不上是一个“坏人”。但是在《汉书》里面，他完全被丑化了、扭曲了，被描绘成一个乱臣贼子，一个虚伪做作的伪君子。什么道理？因为王莽建立的新朝，介于西汉与东汉之间，东汉的君臣们，把他看作篡夺汉室政权的野心家，当然不会对他有什么好评价。
然而，透过史官春秋笔法的字里行间，人们依稀可以看到王莽的本来面貌。在当时贪污成风的政界，他是清廉的，特立独行的，甚至多次用自己的财产接济下属和贫民，自家过着清苦的生活，他的夫人穿着朴素得像个仆人模样。他的儿子杀死了一个奴婢，他为了表示以身作则、法不阿贵，竟然勒令儿子自杀。《汉书》的编撰者以为这是在表演，在作假。人们要反问一句：如果政治家都愿意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来作假，岂不很好？至少政治一定会清明得多。当时的人民把他当作“圣人”、“周公”，当成“救世主”，看来还是出于真心诚意的。仅仅依靠御用喉舌、舆论高手，是造不出那么大声势的。
我们为他讲几句好话，并不表示他一切皆好。对于他的“托古改制”，我们无论如何是不敢恭维的，因为他的改革虽然轰轰烈烈，却是在“向后看”，是在“复旧”，或者说是在逆潮流而动。
王莽深受儒学熏陶，很注意“正心诚意”、“修身齐家”，处处以周公为榜样。日本东洋史前辈内藤湖南说：“当时在学问上，是以古代周公所行的政治为模范。王莽最为致力于学周公，以至于打下篡夺帝位的基础，都是模仿周公。”如果王莽的改革能够成功，他所建立的新朝得以延续，那么对他的评价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
王莽的悲剧在于，过分迷恋于风靡一时的儒家经学，企图用儒家经学重建一个理想世界。前朝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实在太多，西汉末年，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一代不如一代，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烂摊子。为了摆脱困境，必须改革。问题是怎么改，沉迷于经学的王莽，选择了按照儒家经典《周礼》的教条来进行改革，被史家称为“托古改制”。
王莽本身就是一个经学家，对经学十分痴迷，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为他出谋划策的是西汉末年的经学大师刘向的儿子刘歆，就是新朝“国师公”。刘歆以“国师公”的身份，用古文经学为新朝建立一套理论，用来“托古改制”。为什么叫做“托古改制”呢？因为改革的每一项举措都要从《周礼》中寻找理论根据。
《周礼》这本书，顾名思义是周朝制度的汇编，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亲自编定的作品。以王莽对于古文经学的迷信程度，以及对周公的崇拜，他当然相信《周礼》体现的是周公的思想。何况他的首席顾问兼智囊人物刘歆是著名的古文经学家，在一旁推波助澜，更加坚定了“托古改制”的步伐。于是，他事事处处学习周公，把周公视为政治楷模，亦步亦趋，忘记了因时制宜，显得迂腐不堪。他显然忘记了，汉宣帝当年对太子（即后来的汉元帝）的教训：我们汉朝有自己的制度，那就是法家霸道与儒家王道同时并用，怎么可以单纯使用儒家的德政，沿用周朝的那一套？这应该是一句至理名言。几百年过去了，时代不同了，即使周公多么伟大，把周公治理周朝的德政用来解决新时代的新问题，未免迂腐、背时！
王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长期困扰社会的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也就是土地兼并所带来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
早在汉武帝时代，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就把当时出现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状况，归结为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度，土地私有化的结果。因而他的解决方案就是恢复西周的井田制度。但是，井田由于不合时宜，早已退出历史舞台，要恢复它无异于痴人说梦。董仲舒退而求其次，提出一个折中方案：“限民名田”——限制人民占田超过一定数量。在土地私有化，可以自由买卖的时代，企图“限民名田”，不过是经学家按照《周礼》教条炮制的平均主义空想而已，化作泡影是必然的。
王莽的改革比董仲舒更加雄心勃勃，不仅要“限田”，而且要恢复西周的井田制度。他郑重其事的以诏令的形式向全国宣布：把全国的私有土地收归国有，实行土地国有化，按照《周礼》记载的井田模式，实行土地改革，按人口平均分配，人均不得超过一百亩。
这纯粹是经学家闭门造车的空想。且不说按照人均一百亩的标准，全国的耕地根本不够分配；更何况土地的私有和买卖，早已成为蓬勃发展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不是一个命令就可以改变的。这种倒行逆施得不到任何社会阶层，包括农民的支持。三年后，王莽不得不承认土地国有化改革的失败，承认原有的土地制度是合理的。
王莽的其他改革莫不如此，都是按照《周礼》进行的，无论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搞得一团糟，社会趋于崩溃。持续几年的“托古改制”，完全是一班腐儒在上演一出又一出闹剧。王莽的新朝仅仅存在了十几年，就寿终正寝，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王莽企图按照儒家经典重建一个“大同”世界，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问题，其初衷似乎无可厚非，关键在于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要解决社会问题，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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