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陈海松当初的谈话，王稼祥对眼前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依赖苏联、迷信共产国际观念的张闻天、何克全很是失望，看了看靠在椅背上吸烟的毛泽东一眼坚定地说：“洛甫同志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我们共产党人想问题做事情要遵从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要实事求是，追寻一个目标就是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而不应该被感情所左右。
我们是在苏联同志帮助下认识马克思、知道共产主义的，在党建立的初期也给了我们巨大的帮助和支持，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人永远不会忘记。
然而我们不能把对苏联的感激转化成盲目的崇拜、全面的接收、绝对的服从，不能因为他取得了成功就认为他是放诸四海皆准的金科玉律、把它神圣化、权威化，容不得怀疑、容不得修正，那就和中世纪极力宣扬神学、禁锢人们思想的欧洲教会一样狭隘、愚蠢。
马克思自己反复强调科学的理论是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的改变而不断进步调整的，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一成不变的思想、没有不需要调整的政策，他一生都在鼓励革命者们要积极探索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不同方式，丰富和发展共产主义学说和理论。
苏联革命胜利本身就是在俄国革命者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把马克思的理想第一次付诸于实践，21年来在列宁、斯大林同志领导下不断摸索前行，因为没有现成的经验和理论来参照，他们也走了许多的弯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你说我们为了经济利益与西方资产阶级眉来眼去，当初苏联为了发展本国经济，大量引进西方专家技术人员，节衣缩食、卖出宝贵的矿产资源凑出资金进口西方的机器设备。
可以说没有美国、德国的大量机器设备、没有德国、波兰、捷克、瑞典的大批技术专家就没有今天发达的苏联工业化，由此可见这是贫穷落后国家发展本国工业必须要做的。苏联可以这样做，农业化的中国要富强要发展也必须这样做，事实证明效果很好。
我们正在引领中国迈出走向工业化的坚定步伐，虽然规模还小、品种不全，毕竟我们通过努力建立起了基础，通过灵活的政策得到了工业化国家的设备支持和技术支持，有了这样的基础和环境，有大批正在迅速成长的本国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队伍中国工业化建设事业肯定会健康发展，对增强中国国力、提高军队战斗力、改善民生做出更大贡献。”
张闻天作为红色教授学院的高材生，一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渊博而受到共产国际的赞赏，被派回国内担任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央政府主席，遵义会议后担任总书记，可他不是那种恋栈权位的个人野心家，不拉帮结派、不搞小动作、襟怀坦白、温文尔雅、不善于处理琐事，不苟言谈专注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研究。
他空有满腹经纶却在中国大地的实践中接连遭遇挫折、找不到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点，认为自己长于理论研究并不适合担任领袖，放手把很多工作交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三年来革命形势日渐好转由衷的高兴，却又不满意根据地领导人对苏联的疏远、对共产国际的抵制，脱离苏联革命的经验采取了许多改良主义、机会主义的政策。
他见王稼祥又拿苏联革命之初与西方保持经济交往来佐证今天张掖包头建设的合法性，继续辩解道：“苏联那时候是没有办法不得不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妥协，那是以退为进。
如今苏联强大了，拥有了支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强大实力，我们发展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经济就应该跟社会主义苏联进行直接贸易，从他们那里引进先进的生产机器，而不应该拿着宝贵的资源和资金购买帝国主义国家的产品。”
主管经济工作的李富春回应道：“发展本国工业引进先进设备是单纯的经济活动，二十年代以来世界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从蒸汽机时代快速进入电力时代。
共产党人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建设远比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还要发达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在建设之初就应该引进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制造装备，通过我们的细心研究、不断创新，逐步超远资本主义国家的制造水平，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我们发展工业的根本目的是更好地利用矿产资源生产出优质的钢铁，制造出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和高质量的民用产品。所以我们购买生产设备需要考虑的应该是性能先进、操作简便、成本低廉，不应该跟社会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而最先进的设备在德国、美国、英国。
包头、张掖、酒泉、兴隆、桦甸我都去了，我看到的苏联并不便宜的生产设备大都是一次大战前的老旧设备和早期从西方引进的落后设备，能耗高、体积大、精度差、自动化程度很低，比兴隆我军自行采购的德国、英国设备、桦甸缴获的日本设备差了一大节。
而包头美国托拉斯合资建设的第二炼钢厂、飞机制造厂、拖拉机厂、汽车厂、电机厂、电线电缆厂、发电厂、铝厂、煤炭化工厂无论是在自动化程度上、产出效率上、管理制度上、技术培训方面都要强于苏联企业。咱们家底薄、基础差，有限的资金你说该往哪里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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