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松看向四十余岁、面孔消瘦、目光阴冷的契卡头目，斯大林的独裁统治往往表现在用人的随意性上，因为需要他常常越级提拔忠诚于他的干部，曾经一夜间把一个中校提拔成中将，让当事人都感觉到不可思议，这个善于迎合、热衷于肃反的家伙也是一个幸运儿。
“赫梅利尼茨基同志，你说的很对，我们做好了随时支援苏军行动的准备，包括地面空中力量的组合、武器弹药的补充、粮食物资的运输。因为斯大林同志早在六月份就要求八路军部队在东北、华北等地对法西斯日本军队展开有力的牵制性攻击，以分散日军的兵力。
我党从国际主义大局出发，不顾连续作战的疲惫、弹药物资的匮乏，命令八路军第二、三、七、八战区所属部队积极展开对敌斗争，华北我军相继解放二十多个县城，破坏数百个交通线据点。长江以南八路军部队虽然兵力较弱却利用敌军疲敝之机在沿海一带频繁出击，拖住敌人八个师团一个海军舰队，夺回汕头、福州、温州、宁波等海港城市。
蒙古人民军接连遭受重创后，朱可夫将军直接要求绥远方面提供工程建设部队、辎重运输部队，在前期作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由此可见中国军队是伟大红军的坚强支持者、重要的辅助力量，苏军的失利不仅仅是苏联的损失，也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大挫折，我们同样很痛心。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更大程度上的支持苏军，我们要求晋绥军区所有部队进入一级战备，随时听从斯大林同志的调遣，根据朱可夫同志命令向前支援。
我感到遗憾的是这样的支援还是缺乏力度，派遣的五万工程建设部队只有一万多支步枪，轻机枪都很少，在面对日军特种攻击中缺乏应有的战斗力，导致运输线、物资基地屡屡被攻破，影响了前线的作战，应该说苏军的失利我军工程运输部队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如果调过去两到三个八路军野战师配合工程部队行动，他们警惕性高、军事技能强、防守反击运用熟练，一定可以牢牢地控制住我军后方，不会让一个日本特战士兵偷袭成功。”
嘿！越说越来劲了，满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似乎苏联中国应该联合起来一致行动，这只怕是你染指蒙古的借口吧！看来斯大林同志、伏罗希洛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中国人，最少是陈海松开始在蒙古问题上采取实质性动作了，必须遏制他的念头！
“陈将军，你的建议很具有建设性，但是我得到的最高指示是使用苏联红军集群完成对日军的作战胜利，苏联有充分的人力、物力、财力履行保卫蒙古的承诺，并不需要中国地面部队、空中部队的帮助。因此蒙古前线指挥部赋予你的任务是带领你的特战队前出到塔木察格布拉格附近展开敌后侦察、袭扰工作，并把日军的兵力部署和最新动向及时报告给指挥部，除此之外战役计划的制定、兵力的调集使用、物资的前运保护等工作将完全由苏军负责。”
“这么说前线的指挥并不需要我的参与，我成了一个自作多情的多余的人，这似乎和中国政府的授权很不相符，我得到的命令是带领绥远、察哈尔、东北八路军部队全程参与中苏两军联合军事行动，我想这中间一定有认识上的误差，我希望得到准确的描述！”
“准确的描述就是苏联国家和军队对蒙古人民共和国承担着保卫其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崇高国际主义义务，绝不允许其他国家的军队进入蒙古的领土，这是苏蒙互助条约所规定的苏军应尽的责任，对日军的作战就是这一义务的具体体现。”赫梅利尼茨基骄傲地说。
“我对此很不理解，蒙古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吗？国际社会予以承认了吗？他有权利签订对外条约吗？中国是苏联、蒙古的敌人吗？履行无产阶级革命义务错了吗？斯大林同志、朱可夫同志不知道这个条约是排斥中国的吗？为什么还要再三邀请中国工程兵部队、特战部队进入蒙古？中国部队到底是支持了苏军还是危害了苏军？我觉得这是个严肃的问题，这关系到我军的声誉、也关系到中苏两国两党两军之间是否相互信任，是否有必要继续合作！
如果不能得到满意的答复，作为中国军委会特命军事顾问、国防部副部长我将命令滞留在蒙古境内的所有中国军人、商人、医护人员撤出蒙古。我们不能一面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一面妨碍苏联军队履行条约规定的救援义务，这对中国不公平！”
哈，狐狸的尾巴露出来了！你还标榜自己是一个国际主义战士，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反对蒙古人民国家独立、民族自决的正义主张，无视反动僧侣、领主对贫穷农牧民的野蛮统治残暴压榨，竟然和蒋介石反动军阀集团站在一条战线上，可见你的觉悟何等低下。
他愤然起身怒斥道：“我必须明确告诉你，蒙古的独立是蒙古人民的共同选择，是符合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正义行动，苏联党和人民坚定不移地支持蒙古人民摆脱野蛮农奴制度的压迫，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政权，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蒙古人民走向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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