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就是立足于中国现有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基础，在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指引下，围绕着民生完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军队强悍的目标，努力提升党的自身素质，摆脱教条主义、官僚主义、自由主义、山头主义、小农思想、军阀思想的侵蚀，建立各阶层广泛参加的民主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强制推行社会改造、刺激经济、遏制传统陋习、规范社会行为，从而提高党管理社会、经济、民生的能力和作战指挥水平。
这和陈海松过去报告中提出的奇异思想一脉相承，共产党人以共产主义为理想，却不能幻想着一夜间进入共产主义，他的实现是在生产力达到极高水平时的自然结果，绝不应跟夺取政权等同起来，即使夺取了政权还是要为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地探索、总结、调整、完善。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主义其实是一个漫长的革命过程，需要几代、几十代人的不懈努力。他应该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一脉相承的更高一级的社会制度，前者总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继承与升华，绝不是打倒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就能建立起来的，把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对立起来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当前中国革命的对象不是针对封建制度的代表人物等具体的人和阶级，而是更深层次的制度、传统观念，革命的目标是探索出新的社会管理方式来替代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消除阶级压迫官员贪腐、消除土地集中造成的整体贫困，跟上时代的步伐建立起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廉洁高效公平公正的政府体系、有法可依依法治国的法律体系、门类齐全自我调节的经济体系、彼此关联相互促进的民生体系、精干强悍敢打必胜的军事体系。
而这个新制度、新体系的确立不是无产阶级白手起家可以实现的，需要全中国各个阶层的民众的整体参与，发挥出各自的优势去重新整合社会资源，党的领导就是在这个伟大进程中以宽广的胸怀给所有的人提供施展能力的机会、得以发展的机会、分享发展成果的机会。
否则我们的革命就成了简单的复仇行为，会失去主要的社会资源的支持、人为地设置了前进的障碍、增加了敌对情绪与革命的难度、减弱了革命的实际效果，是应该避免的。
雄才大略者无不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伟人，毛主席岂会看不出这些策略的实用性，只要对革命事业有利的方法都应该加以总结归纳、理论化、政策化予以推广。只是如此离经叛道的思想一旦上升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就意味着否定了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党所坚持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的观念，也就意味着从此中国共产党将走上不同于苏联、违背共产国际宣言精神的改良主义道路，自然要让其他人有一个理解的过程。
再一次来到张掖，毛泽东已经不再怀疑，而是广泛地和中央领导、地方官员一起分析各种政策之间的关联，找出其内在的原因、目的。恰好黄颂英、武廷飏率领的浙江经济考察团，翁照垣、何子渊率领的粤东工业参观团来到张掖，面对着日新月异、蓬勃发展的河西，感慨震撼之余同样充满了不解和疑惑，希望得到启发的他们也参加到这些问题的思考当中。
土生土长、乡绅出身、经过商当过官、参加过民主革命的黄颂英、何子渊等人没有苏联理论的影响更能理解陈海松各种行政举措的意义，两地推出的社会经济政策跟张掖实行的基本相同，似乎更加温和一些，以江南的自然、人文条件认真去做肯定会走到河西的前面。
已经76岁依然身体健硕的黄颂英从小习武，又在日本学习体操多年，参加同盟会响应武昌起义，策动兵变控制温处两州，此后一直追随孙中山谋划革命，北伐胜利后回家乡办教育搞实业，始终不理解有那么多革命者奉献家财支持的国民政府怎么改变不了贫穷落后呢？
经过与陈海松的探讨他们才意识到中国的落后源自于社会制度的束缚，包括他们这些早期的革命者全都是努力维护着家族的利益、维护着传统礼教对乡村的统治、维护着土地制度不受破坏，反对满清、袁世凯、北洋政府也仅仅是保证本阶层利益不受冲击，支持蒋中正也是希望同一个利益集团里的他及国民政府维护这个传承千年乡绅得益的社会制度。
但事实证明这个社会制度存在着很大的缺陷，无法适应外部世界变化带来的冲击，松散的政治团体、可怜的国家财政、虚弱的武装力量、散漫的官府体系、贪腐的各级官员、思想保守的乡绅阶层、愚昧无知的穷苦百姓，无不来自于封建社会制度的遗传和变异。
这样的分析无疑让中共领导人们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有了清醒的认识，反帝反封建一直是民主革命的首要任务，也是共产党追求的革命任务，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打碎封建制度的深刻影响，苏联采取的是肉体消灭、阶级斗争的方式，而在陈海松的政策里看不到对乡绅、资产阶级的无情打击，反而对私人财产给予法律保护，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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