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即大士族。是华夏封建社会特有的产物。士族，就是指诗书传家的世家门第。
在古代，尤其造纸术改进和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纸张造价高昂，且非常稀缺。读书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可望不可及之事。只有那些富贵人家子弟，才有书可读。因此，就形成了文化的垄断。士族，就是文化垄断的产物。
在科举制出现之前，读书人做官的途径基本都是靠举荐。那些出身士族的子弟，便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的先人本就是官员，因此，士族子弟更容易跻身官员的行列。
这就导致士族门第出身之人做官的越来越多，其门第也发展的越来越大。隋唐时期，朝廷虽然已经开始以科举制选拔官员，但这时候的科举制，还只是雏形。举荐和蒙荫，仍然是出仕的主要途径。就算是参加科举的读书人，也要向朝中官员投行卷，就是将自己写的文章、作的诗投给朝中的官员。只有得到朝中官员的欣赏，参加科举后才能顺利做官。
而地方上的一些非世家出身的读书人，为了得到更大的出仕机会，也往往投靠这些世家大族。或者说，世家大族为了维持自己的势力，主动选拔当地一些天资较好的读书人培养。这些读书人为官之后，又进一步壮大了世家门阀的势力。
世家门阀不仅垄断了人才资源，其对社会的影响力，还体现在对土地的大量占有和商业行为上。
虽然，世家门阀都是以儒学正统自居，讲究诗书传家，但没有富足的经济基础，也无法支撑家族的生存和发展。因为家族中为官之人多，家族对土地的占有，也变得极为便利。越大的世家门阀，所占有的土地也越多。拿清河崔氏来说，整个山东地区，近一半的土地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山东地区，大量百姓也沦为了给崔氏耕种土地的佃农。
另外，世家门阀的人也从事商业活动。虽然，古代商人的地位很低，但这只是成分上的划分，并不代表经商的都是贱民。实际上，士族不但经商，而且他们在商业税的缴纳上，还会受到官府的照顾。毕竟，人家家里就有无数当官的，谁会傻的不顾念家族利益。
因此，在商业活动上，世家门阀对于一些小商户也形成了压制，从而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力。
综上所述，世家门阀，无论是在社会地位上还是经济实力上，都属于巨无霸。对整个社会，也有着无以复加的影响力。实际上，在唐朝以前，执政者只有得到了世家门阀的支持，才能真正掌控江山。比如唐高祖李渊，就是得到了关陇世家的支持，才建立了唐朝。
李渊自称出身陇西李氏，其实他这是给自己脸上贴金。他是自己上赶着硬要往人家陇西李氏的家谱上靠的。为的，就是将自己标榜为世家贵族，从而得到关陇门阀的支持。
也正因此，除了关陇李氏门阀，其余的那些门阀，对李唐皇族是看不起的。唐朝初年，李氏皇族最大的执政对手，也是以清河崔氏为代表的其他几家门阀。即新兴的关陇贵族与陈旧门阀之间的明争暗斗。
历史上，终唐一朝，门阀势力对整个社会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力。直到晚唐黄巢起义后，世家门阀被起义军粗暴的洗牌，才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其地位也由地主士绅阶级所取代。
如今，魏征和赵云泽奉了李世民的命令，欲在山东、河北设立常平仓、义仓，如果得不到这两地门阀的支持，那他们也办不成这件事。因此，魏征直接找上了清河崔氏。
这时，山东之地旱情已现，当地的官府也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李世民。同样，河北之地也已出现旱情，李世民同样得到了奏报。
既然真的应准了赵云泽所言，山东、河北两地出现了旱灾，那长安朝廷就不能置之不理，必须赈灾了。而要赈灾，就要有粮食。别说长安距山东路途遥远，远水解不了近渴，就说赈灾的粮食，长安如今也拨不出。一切，只能靠当地筹粮。这就又回到了常平仓、义仓的设立问题上。
一事不烦二主，李世民直接任命魏征为赈灾使，赵云泽为副使，主持山东、河北两地的赈灾之事。
实际上，清河崔氏在魏征率领的巡视组到来之前，他们已经开始赈灾工作了。毕竟，崔氏的土地也同样受到了旱灾的影响，如果不能留住那些佃农，那就算旱灾过后，崔氏的土地也会因为无人耕种而荒芜。再说了，崔阀标榜的是儒学正统，如果见死不救，也有碍他们的声望。
但自家佃农以外的那些百姓的死活，崔氏就顾不上了。
魏征来到山东后，与崔氏族长一提筹粮赈灾之事，崔氏族长的答复很简单，我们支持此事，但拿不出粮食。如今整个山东都受灾了，我们自家人和佃农也要吃饭。这旱灾也不知道要持续多久，秋粮能不能种上也不知道。要是连秋粮都种不上，那别说佃农了，恐怕今年我们自家人也没粮食吃了。至于别的百姓，我们也想赈济，可却有心无力啊。
崔阀真的那么缺粮吗？答案是否定的。中国古代的地主，最大的爱好就是存钱囤粮。有了粮食有了钱，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将粮食卖出去换成钱投资，而是先存起来。只有存够了应对好几年风险的钱粮，剩余的粮食和钱，他们才会拿出去做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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